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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禹錫

劉禹錫

劉禹錫簡介:劉禹錫(772-842),字夢得,漢族,中國唐朝彭城(今徐州)人,祖籍洛陽,唐朝文學傢,哲學傢,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後裔,曾任監察禦史,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。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,有“詩豪”之稱。他的傢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。政治上主張革新,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。後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(今湖南常德)。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傢、收藏傢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瞭著名的“漢壽城春望”。

文學成就

詩歌

詩歌內容劉禹錫的山水詩,改變瞭大歷、貞元詩人襟幅狹小、氣象蕭瑟的風格,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、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,如"水底遠山雲似雪,橋邊平岸草如煙"(《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》),"野草芳菲紅錦地,遊絲繚亂碧羅天"(《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》)。再如《望洞庭》;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瞭詩人的主觀情感,構成瞭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。不過,雖然劉禹錫說過"能離欲則方寸地虛",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,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;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,受道傢影響,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。如《秋詞》二首之一、《同樂天登棲靈寺塔》,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。由於有瞭含蓄深沉的內涵、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,劉禹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。 劉禹錫又多次貶官南方,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,所以劉禹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,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,如《白鷺兒》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,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。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,如《竹枝詞》、《楊柳枝詞》、《堤上行》、《蹋歌詞》、《浪淘沙詞》、《西塞山懷古》等,都很樸素自然、清新可愛,散發著民歌那樣濃鬱的生活氣息,以下兩首尤為傳神:《堤上行》三首之二、《竹枝詞》二首之一。

作品風格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。他性格剛毅,饒有豪猛之氣,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裡,感到瞭沉重的心理苦悶,吟出瞭一曲曲孤臣的哀唱。但他始終不曾絕望,有著一個鬥士的靈魂;寫下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》、《重遊玄都觀絕句》以及《百舌吟》、《聚蚊謠》、《飛鳶操》、《華佗論》等詩文,屢屢諷刺、抨擊政敵,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,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,並從不同方面強化著他的詩人氣質。他說:"我本山東人,平生多感慨"(《謁柱山會禪師》)。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,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,據其《澈上人文集紀》自述,當時他"方以兩髦執筆硯,陪其吟詠,皆曰孺子可教",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。

劉禹錫的詩,無論短章長篇,大都簡潔明快,風情俊爽,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,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。諸如"朔風悲老驥,秋霜動鷙禽。……不因感衰節,安能激壯心"(《學阮公體三首》其二)、"馬思邊草拳毛動,雕眄青雲睡眼開。天地肅清堪四望,為君扶病上高臺"(《始聞秋風》)這類詩句,寫得昂揚高舉,格調激越,具有一種振衰起廢、催人向上的力量。至於其七言絕句,也是別具特色,如:"莫道讒言如浪深,莫言遷客似沙沉。千淘萬漉雖辛苦,吹盡狂沙始到金。"(《浪淘沙詞九首》其八)"塞北梅花羌笛吹,淮南桂樹小山詞。請君莫奏前朝曲,聽唱新翻《楊柳枝》。"(《楊柳枝詞九首》其一)就詩意看,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,曉暢易解,但透過一層看,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、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、超越苦難的情懷,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,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。再如他那首有名的《秋詞》,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,頌秋贊秋,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,表現瞭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向往之情。胸次特高,骨力甚健。劉禹錫深信道教,在很多年以後他還說,寫詩的人應該"片言可以明百意,坐馳可以役萬景"(《董氏武陵集紀》),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,後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。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煉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,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,提出"為詩用僻字,須有來處…… 後輩業詩,即須有據,不可率爾道也"(《劉賓客嘉話錄》);另一方面,他又極重視主體的觀照與冥想,在《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》中他曾說: "能離欲則方寸地虛,虛而萬景入;入必有所泄,乃形於詞。因定而得境,故翛然以清;由慧而遣詞,故粹然以麗。"

劉禹錫的詩大多自然流暢、簡練爽利,同時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。像他的名句如"芳林新葉催陳葉,流水前波讓後波"(《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》),越中藹藹繁華地,秦望峰前禹穴西。《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》"沉舟側畔千帆過,病樹前頭萬木春"(《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》),都是他對歷史、人生進行沉思之後的一種感悟。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裡,不僅有開闊的視界,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,顯示出歷史、現實、未來在這裡的交融。

劉禹錫的詠史詩十分為人稱道。這些詩以簡潔的文字、精選的意象,表現他閱盡滄桑變化之後的沉思,其中蘊涵瞭很深的感慨,如《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》《西塞山懷古》《烏衣巷》《石頭城》《蜀先主廟》等都是名篇。

辭賦

除詩歌與論說文外劉禹錫的創作在唐代史中,乃至整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環節,其存賦十一篇,與唐代各傢所存數目相較,也不算少瞭。馬積高在其著作《賦史》中評價中唐時期的傢,列柳宗元為首位,韓愈、劉禹錫並列其次,又將柳宗元之同屈原相提並論,即可見一斑。而實際上,劉禹錫本人也是對自己的文章水平頗有自信的,在其《子劉子自傳》中他說:"天與所長,不使施兮。"這裡的"所長"指的即是自己的長於文詞,而在這"文詞"之中當然也包括在內。在劉禹錫的十一篇作品當中以《秋聲賦》最受後人推崇。

由於劉禹錫的辭賦多數創作於貶謫時期,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瞭其辭賦創作的重要主題,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,同時儒傢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。此外,除瞭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,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——《平權衡賦》,懷古傷今的《山陽城賦》,悼亡的《傷往賦》,描寫景物風俗的《楚望賦》。作為唐代重要的文學傢與哲學傢,劉禹錫的詩歌成就較高,是唐詩研究的重要領域,而詩文又為當時的文學主流,故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必然要受到其詩歌創作影響的。例如劉禹錫詩歌的主題便影響著他辭賦的主題,許多在其詩歌中描繪的場景畫面、表達的情感內容,同樣也出現在他的辭賦作品中,因此研究其詩文與辭賦的互動關系是其辭賦研究的有利環節。

論說文

劉禹錫的文章以成就為最大。一是專題性的論文,論述范圍包括哲學、政治、醫學、書法、書儀等方面。哲學論文如《天論》三篇,論述瞭天的物質性,指出天人"交相勝"、"還相用"的觀點,並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瞭"天命論"產生的社會根源,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。其他方面的論文如《答饒州元使君書》、《論書》、《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》、《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》,都征引豐富,推理縝密,巧麗淵博,雄健曉暢。二是雜文。一般因事立題,有感而發,如《因論》七篇;也有的是"讀書有所感,輒立評議",如《華佗論》、《辯跡論》、《明贄論》等。這些作品,短小精悍,隱微深切。或借題發揮,針砭現實;或托古諷今,抨擊弊政,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。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"論",韓愈所長在"筆"(《祭韓吏部文》),反映瞭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。劉禹錫的散文,與他的詩歌一樣,辭藻美麗,題旨隱微。柳宗元說他"文雋而膏,味無窮而炙愈出"(劉禹錫《猶子蔚適越戒》引),為深中肯綮的評價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生活

劉禹錫,其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劉勝,七代祖劉亮,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侍,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。父親劉緒,為避安史之亂,遷居蘇州。劉禹錫生於大歷七年(772年),其父、祖均為小官僚,父劉緒曾在江南為官,劉禹錫並在那裡度過瞭青少年時期。他很小就開始學習儒傢經典和吟詩作賦,既聰明又勤奮,在做詩方面,曾得當時著名詩僧皎然、靈澈的熏陶指點。

貞元六年(790年)十九歲前後,劉禹錫遊學洛陽、長安,在士林中獲得很高聲譽。

貞元九年(793年),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,同年登博學鴻詞科。兩年後再登吏部取士科,釋褐為太子校書,不久丁憂居傢。貞元十六年(800年),杜佑以淮南節度使兼任徐泗濠節度,辟劉禹錫為掌書記。後隨杜佑回揚州,居幕期間代杜佑撰表狀甚多。

貞元十八年(802年),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,不久遷監察禦史。當時,韓愈、柳宗元均在禦史臺任職,三人結為好友,過從甚密。

貶謫生涯

貞元二十一年(805年)正月,唐德宗卒,順宗即位。原太子侍讀王叔文、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,這時受到順宗信任進入中樞。劉禹錫與王叔文相善,其才華志向尤受叔文器重,遂被任為屯田員外郎、判度支鹽鐵案,參與對國傢財政的管理。這段時間劉禹錫政治熱情極為高漲,和柳宗元一道成為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。"二王劉柳"集團在短短的執政期間采取瞭不少具有進步意義的措施,但由於改革觸犯瞭藩鎮、宦官和大官僚們的利益,在保守勢力的聯合反撲下,很快宣告失敗。順宗被迫讓位於太子李純,王叔文賜死,王丕被貶後病亡,劉禹錫與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貶為遠州刺史,隨即加貶為遠州司馬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"八司馬事件"。行至江陵,再貶連州(今廣東連州市)刺史。同時貶為遠州司馬的共八人,史稱"八司馬"。

元和九年十二月(815年2月),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。

元和十一年三月(817年2月),劉禹錫寫瞭《元和十一年,自朗州召至京,戲贈看花諸君子》詩,得罪執政,被外放為連州刺史。劉禹錫被貶在朗州前後近十年。其間創作瞭大量寓言詩,表達瞭對當朝權貴的極大不滿,又寫瞭許多賦來表達自己不甘沉淪的雄心。由於接觸當地民間歌謠,從中吸取瞭營養,他的詩歌創作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。在此期間,他還寫瞭多篇哲學論文,最重要的便是與柳宗元《天說》相呼應的《天論》三篇。

元和九年(814年)十二月,他才與柳宗元等人奉詔還京。但不久又被貶謫到更遠的播州去當刺史,幸有裴度、柳宗元諸人幫助,改為連州刺史。劉禹錫在連州近五年。

元和十四年(819年)因母喪才得以離開。

長慶元年(821年)冬,劉禹錫被任為夔州(今四川奉節縣)刺史。

長慶四年(824年)夏,調任和州(今安徽和縣)刺史。

寶歷二年(826年)奉調回洛陽,任職於東都尚書省。從初次被貶到這時,前後共歷二十三年。

晚年生活

大和元年,劉禹錫任東都尚書。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瞭《再遊玄都觀絕句》,表現瞭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。以後歷官蘇州、汝州、同州刺史。從開成元年(836年)開始,改任太子賓客、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閑職。

會昌元年(841年),加檢校禮部尚書銜。世稱劉賓客、劉尚書。劉禹錫晚年到洛陽,與朋友白居易、裴度、韋莊等交遊賦詩,唱和對吟,生活閑適,和白居易留有《劉白唱和集》、《劉白吳洛寄和卷》,與白居易,裴度留有《汝洛集》等對吟唱和佳作。此後,他歷任集賢殿學士、禮部郎中、蘇州刺史、汝州刺吏、同州刺史,最後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。

會昌二年(842年)病卒於洛陽,享年七十一歲。死後被追贈為戶部尚書,葬在河南滎陽(今鄭州滎陽)。

後世紀念

故居

劉禹錫自宋代以來,明代、清代都對陋室進行過擴建和重建。1986年,陋室由安徽省、和縣撥款修葺。同年,陋室經省人民政府批準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,占地5多畝。2008年,安徽和縣斥資千萬元改造劉禹錫陋室銘。

紀念館

劉禹錫坐落在連州中學燕喜山,飛簷鬥拱,采用朱紅色的支柱,無不透露出中國古典式宮廷建築風格,顯得古色古香。古樸雄偉的經精心佈展後顯得魅力四射:燈光、壁畫、詩詞、銅像等場景的搭配,烘托出一種豐富多彩的歷史厚重感。

陵墓

一代詩豪劉禹錫死後,被葬在瞭河南滎陽(今鄭州滎陽)。滎陽市政府在劉禹錫墓的基礎上,耗巨資建設瞭占地280多畝的大型文化主題公園——劉禹錫公園,並免費向市民開放。 劉禹錫墓位於河南省滎陽市城東二十裡鋪鄉(今豫龍鎮)狼窩劉村南高地上,古稱檀山。墓北距鄭州至上街公路約70米,坐北面南,有圓形土塚,塚高約7.5米,周長約20米。據民國《滎陽縣志》載:"劉禹錫墓在檀山。"

籍貫爭議

劉禹錫籍貫爭議有三種說法,第一種說法是江蘇徐州,第二種說法是河南洛陽,第三種說法是浙江嘉興。

彭城說

但是白居易卻稱"彭城劉夢得",不知白居易此說有沒有根據。《徐州師范學院學報》著文,力辯劉禹錫的籍貫和出生地是彭城而非嘉興。主要理由有:一,劉師"聯墻住",不是"聯墻生",曾"住"嘉興。並不能推定他就"生"在嘉興。二。劉,裴二人"踏芳"。同釣,至少以十幾歲。劉生於七七二年,"踏芳"同釣當在七八三年左右,而此時上距劉緒天寶末東遷已近三千年。三十年間劉緒不一定長期定居嘉興。劉禹錫可能是生長在外地而後避地或求學才客居嘉興。他的詩文中常說"少為江南客",這證明劉禹錫少年在江南是"作客",而不是以江南為傢鄉。三、劉禹錫曾自稱"我本山東人","山東一書生"。唐代山東,指太行山之東,淮河之北,嘉興在江南,顯然不對,而劉禹錫的郡望中山,正在"山東",彭城也在"山東",彭城當是劉的籍貫。四,據作者考證,劉緒東遷後作官,是在七六一---七六九年間。他與盧氏結婚當在此間,七十二年生劉禹錫很可能就在彭城,這樣,彭城也是劉禹錫的出生地。

洛陽說

劉禹錫的籍貫,他自己說的分明。七十一歲時,劉禹錫的《子劉子自傳》,自稱:"子劉子,名禹錫,字夢得。其先漢景帝夫人子勝封中山王,溢曰靖,子孫因封為中山人也。七代祖亮,事北朝為冀州刺史,散騎常待,遇遷都洛陽,為北部都昌裡人。世為儒而仕,墳墓在洛陽北山,其後地隔不可依,乃葬陽之檀山原…父諱緒,亦以儒學,天寶未應進士,遂及大亂,舉足東遷,以違患難。因為東諸侯所用,其後為淅西從事,本府就加鹽副使,遂轉殿中,主務於墑橋"。很清楚,他的遠祖是漢代中山王劉勝之後,其後子孫為中山人,七代祖在北朝時,遷居洛陽,其後世世代代變為洛陽都昌裡人。到劉禹錫之父劉緒才因避難東遷。這樣看來,中山是劉禹錫郡望,洛陽是其籍貫,應沒有問題。而且就在同一年,劉禹錫又在《汝州上後謝宰相狀》中說:"忽蒙天恩,稍移邁郡,籍占洛陽,病逝江幹,老見鄉樹。榮感之至,事倍常情。"這是他從蘇州刺史調任汝州後寫的。文中說,他傢在河南,籍貫在洛陽,自不應有誤,後來清代修《洛陽縣志》,也說劉禹錫是"河南洛陽人"。

嘉興說

1936年卞孝萱先生發表《劉禹錫年譜》,認為劉禹錫籍貫是洛陽,而不是彭城,同時提出兩種新說:一說劉禹錫是匈奴族後裔,冒充漢中山王劉勝之後:二說劉禹錫出生在蘇州嘉興縣,理由是:劉禹錫《自傳》說的"七代祖亮",是北魏的劉亮,據卞孝萱考證,劉亮是"加入洛陽籍的匈奴"人。

紀念館

哲學成就

唯物主義傾向

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。主要著作是《天論》三篇。在宇宙論方面,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。關於自然與人的關系,劉禹錫提出瞭天與人"交相勝,還相用"的觀點,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。他認為,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,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的。"法大行"的時候,社會上"是為公是,非為公非",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;"法大弛"的時候,社會上是非顛倒,人不能勝天,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瞭宣揚的條件;"法小弛"的時候,社會上是非不清,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。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,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。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。他認為,在法大行的社會裡,是為公是,非為公非,蹈道必賞,違善必罰,人們就會說,禍福決定於人的行為,與天沒有關系。在法大弛的社會裡,是非顛倒過來,賞恒在佞,罰恒在直,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,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於天。他又認為,當"理明"時,人們就不會講"天命";當"理昧"時,就不會不講天命。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,可謂見解獨到,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,是具有積極意義的。他在所寫的《天論》三篇中,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,進一步探索天人關系問題。他認為,"大凡入形器者,皆有能有不能。天(自然),有形之大者也;人,動物之尤者也。天之能,人固不能也;人之能,天亦有所不能也"。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,"交相勝","還相用"。人雖不能幹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,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。

尊重自然規律

劉禹錫以自然科學為根據,補充瞭柳宗元的自然觀。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,劉禹錫認為整個自然界充滿瞭有形的物質實體,天地之內不存在無形的東西。他批駁瞭魏晉玄學和佛教、道教關於"空"、"無"是宇宙本原的理論,認為"空"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形態,"空"不能超越物質形體而獨立存在。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發展。在關於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方面,他認為萬物的生長、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,動植物和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互作用產生的。他還認為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規律,宇宙萬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無窮地運動發展著的。他據此建立瞭天人關系學說,指出天地萬物各有其不同的職能和作用。自然界的職能在於生長繁殖萬物,萬物在生殺、壯健、衰老的自然發展過程中,遵循強勝弱敗的競爭規律;人的職能在於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質資料,進行各種生產活動,向自然界謀取人們生活的需用品。劉禹錫提出:"天之所能者,生萬物也;人之所能者,治萬物也。"(《天論》上)他認為天不能幹預人類社會的"治"或"亂",人也不能改變自然界的運動規律。他還以科學知識為根據,宣傳無神論,批判有神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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