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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凈

義凈

義凈簡介:(635~713)唐代譯經僧。河北涿縣人,一說齊州(山東歷城)人,俗姓張。字文明。幼年出傢,天性穎慧,遍訪名德,博覽群籍。年十五即仰慕法顯、玄奘之西遊,二十歲受具足戒。自聖歷二年(699)迄景雲二年(711),歷時十二年,譯出五十六部,共二三○卷,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,今所傳有部毗奈耶等之諸律大多出自其手,與鳩摩羅什、真諦、玄奘等共稱四大譯經傢。師於譯述之餘,亦常以律范教授後學,盛傳京洛。著有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,並首傳印度拼音之法。先天二年正月入寂,世壽七十九。建塔於洛陽龍門。

生平

立意西行

義凈七歲時,父母送他入齊州西南四十裡的土窟寺,從善遇和慧智兩位法師學習。善遇法師博學多能,精通佛經,對六藝、天文、地理、陰陽、歷算亦有很深的研究。慧智禪師研習《法華經》數十年,造詣極深。在他們的教導下,義凈掌握瞭豐富的文化知識,在佛學方面也打下瞭堅實的基礎。貞觀二十年(646年),善遇法師去世,義凈就跟慧智禪師學習,把精力集中於佛教內典的修習,"晝夜勤六時而不倦,旦夕引四輩而忘疲"。貞觀二十二年,義凈受具足戒,正式出傢為僧。數載勤學,義凈學業大進。慧智見他天資聰穎,前途無量,遂勸他出外求學。義凈辭別土窟寺,來到佛教中心洛陽、長安。

在東都洛陽,義凈修習《對法》、《攝論》諸經,佛學水平又有提高。但其時佛教各派紛爭,觀點歧異,典籍的記載與解釋亦互不統一,故義凈在學習中產生各種疑問。於是他又來到長安,學習瞭《俱舍》、《唯識》等經,但胸中疑問不減。為祛蔽解疑,義凈認為必須赴印度取經求法。咸亨元年(670年),他在長安結識瞭並州的處一法師、萊州的弘禕法師,眾人志同道合,相約赴印度取經。當時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條,陸上的"絲綢之路"因西域動亂而阻隔不通,吐蕃道則不僅道路艱險而且常受唐蕃關系的影響。相對而言,海路較為通暢。唐朝強大富庶,南亞、西亞諸國紛紛前來貿易,海舶雲集廣州諸地,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經成為義凈諸人的一致選擇。計議已定,遂相約離京東下,處一因母年高而罷,弘禕至江寧而止。義凈等途經丹陽時,又有玄逵加入。咸亨二年(671年),義凈坐夏揚州。秋,接受龔州(今廣西平南)馮孝詮的邀請,同達廣州。馮孝詮及其傢人皆篤信佛教且傢資雄厚,他們敬佩義凈西天取經的志向,遂資助西行費用,馮孝詮並與波斯船主商定,許義凈等人附船前往印度。其時的廣州,萬商雲集,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,港中停舶著婆羅門、波斯、獅子國、大食等國的船隻,這些海船一般形體較大,船深往往有六七丈,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。義凈深知此去印度的艱難,遂在等船期間返回齊州,向慧智禪師等故鄉師友告別。再回廣州,同行者唯有門人善行,其他人均因故罷退

取經求法

海船出廣州後,經二十天左右,義凈到達室利佛逝(今蘇門答臘)。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是中國通往印

度的海上要道。義凈在此地居住半年,習聲明(音韻學)。其間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無法前行,被迫回國。凈隻身繼續前行,於咸亨三年(672年)五、六月間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末羅瑜國。由末羅瑜再經羯荼國,到達裸人國,西北行半個月後到達耽摩立底。耽摩立底為東天竺的南界,義凈在此居住一年有餘,從僧人大乘燈學習梵語。大乘燈原籍愛州(今越南清化),幼時隨父母遷往杜和羅缽底國,後出傢,到長安從玄奘受具足戒,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經耽摩立底時被強盜劫掠,被迫滯留十二年。耽摩立底雖距中天竺的那爛陀寺不很遠,但途中常有強人出沒,很不安全。他們等到一個機會,隨同幾百名商人結伴前往中天竺。不幸的是義凈途中染病,"身體疲羸"、"孤步險隘",落在眾人後面,又遭強人打劫,受盡凌辱,幾乎喪命,但義凈還是堅持到底,趕上瞭大隊,來到瞭朝思暮想的那爛陀寺。

到達那爛陀寺後,義凈又北行至毗舍離國,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,又西南行到波羅奈城東北的鹿苑雞嶺,此後重回那爛陀寺,向著名僧人寶師子和智月等學習經典,研究瑜伽、中觀、因明、俱舍論等學,並進行佛教經典的翻譯,同時考察印度佛教教規和社會習俗。前後十一年,兢兢業業,銳意進取。大約在垂拱元年(685年),義凈乘船離開印度東歸。垂拱三年,他到達室利佛逝,停留二年有餘,專心從事翻譯和著作。為瞭得到紙和筆,曾於永昌元年(689年)隨商船回到廣州,得到貞固律師等人的幫助後,又於當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。天授二年(691年),義凈派遣大津將著作及新譯的佛經送回國。武周證聖元年(695年),義凈與弟子貞固、道宏離開室利佛逝回國。

譯經事業

武則天對義凈的歸來十分重視,不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,而且親自率眾人到洛陽上東門外迎接,並賜予他"三藏"之號,詔命義凈住在洛陽佛授寺。此後,義凈先後在洛陽延福坊大福先寺、西京長安延康坊西明寺、東京福先寺、長安薦福寺等寺院翻譯佛經。先天二年(713年)正月,在長安薦福寺經院圓寂,享年七十九歲。葬於洛陽北原上,建有靈塔。乾元元年(758年),以塔為中心,建立瞭金光明寺。

義凈畢生從事佛事活動,特別在譯經和著述方面花費瞭大量心血。他譯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,第一階段自入抵印度那爛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國前,他試譯瞭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》、《一百五十贊佛頌》。第二階段是回國後至自主譯場之前,主要是整理原來的譯著,並參加於闐三藏實叉難陀法師主持的《華嚴經》的翻譯。第三階段,在則天久視元年(700年)以後義凈自設譯場,親自翻譯佛經,先後在洛陽、長安諸寺譯出的佛經有幾百卷之多。義凈的翻譯活動得朝廷和僧眾的大力支持。在福先寺、西明寺譯《金光明最勝王》等二十部佛經時,印度沙門阿儞真那,中國僧人波侖、復禮、慧表、智枳、法寶、法藏、德感、勝莊、神英、仁亮、大儀、慈訓等分別為證梵文義、筆受、證義,朝廷的成均(即國子監)和太學助教許觀監護,譯文經繕寫後進呈朝廷。武則天十分高興,親制《聖教序》,對義凈的功業大加稱贊。中宗神龍元年(705年),義凈在東都洛陽翻譯《孔雀王經》、在大福先寺譯《勝光天子》等經時,兵部侍郎崔湜、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,秘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。景雲元年(710年),義凈在大薦福寺譯《浴象功德經》等二十餘部佛經時,吐火羅(今阿富汗)沙門達磨末磨、中印度沙門拔弩、罽賓(今克什米爾地區)沙門達磨難陀、居士東印度伊舍羅、沙門惠積、文綱、惠詔、利貞、勝莊、愛同、思恒、玄傘、智枳等中外僧人為證梵文、證梵本、讀梵本、證義、筆受、證譯,而修文館大學士李嶠、兵部尚書韋嗣立、中書侍郎趙彥昭、吏部侍郎盧藏用、兵部侍郎張說、中書舍人李又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,左仆射韋巨源、右仆射蘇環監護、秘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。景雲二年(711年),在大薦福寺譯《稱贊如來功德神咒》等經時,太常卿薛崇嗣監護。中外名僧參加助譯、朝廷名臣潤色,使得翻譯活動得以順利進行,義凈發揮瞭關鍵作用。義凈不僅精通漢、梵文,又有在印度生活瞭十幾年的經歷,而且又經過試譯、助譯的實踐鍛煉,因此翻譯起來得心應手。盡管如此,義凈在翻譯過程中依舊兢兢業業,一絲不茍,他堅持直譯的特點,在原文下加註說明,訂正譯音譯義,介紹產物制度,在語譯方面,區分俗語雅語,又常在意譯漢字下標出四聲和反切,以求得準確的發音,因此在總體上他繼承瞭玄奘的翻譯特點,同時也有自己的獨創之處,這一切使義凈的譯作達到瞭很高的水平。

學術貢獻

義凈的西行和翻譯佛經活動對唐朝的佛學產生瞭很大影響。印度歸來時,義凈除瞭帶回近四百部合五十萬

頌佛經外,還帶回金剛座真容一鋪,舍利三百粒,這些都成為中國宗教界的瑰寶。所譯佛經以律籍為主,其中特別是根本說一切有部體例范圍都較完備。另外如《集量》、《法華》等也很重要。除律部外,他也重視瑜伽一系的學問,他認為"所雲大乘,無過二種:一則中觀,二乃瑜伽……瑜伽則外無內有,事皆唯識"。他譯出的佛經中也有瑜伽系的內容,同時適應當時崇尚密宗的風氣,還譯出瞭《金光明經》及一些陀羅尼經,有的還附有密宗源流的資料,這些都豐富瞭唐朝的佛學典籍。跟從義凈譯經和求學的僧人很多,他很賞識的有崇慶、崇勛、元廓、玄秀、玄睿、惠神等,跟隨身邊的有崇俊、玄暉、曇傑、寶嚴等,遠在各地的有法明、敬忠等,這些弟子的佛學觀點都受到義凈的影響。

除瞭在佛學和翻譯方面的貢獻外,義凈在地理、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績。他在歸國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時,寫出瞭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等書,這些著作記述瞭前往印度的僧人,其中二十餘人從吐蕃道去印度,三十餘人經廣州出海去印度,這樣海陸兩途的情況在書中都有瞭記錄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,以僧傳的形式記述瞭唐初從太宗貞觀十五年(公元641年)以後到武後天授二年(公元691年),共四十餘年間,57位僧人(包括義凈本人,也包括今屬朝鮮的新羅、高麗,今屬越南的交州、愛州等地的僧人)到南海和印度遊歷求法的事跡。書後附《重歸南海傳》,又記載武後永昌元年(公元689年),隨義凈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國僧人的事跡。這部書在內容和結構上非常有特色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沒有采用傳統的僧傳模式,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時間的先後總為一傳,分別敘述他們的籍貫、生平、出行路線、求法狀況。多敘述簡略,有的僅三十餘字,比如木叉提婆篇、慧琰大師篇。隻有少數的幾位僧人著墨較多,比如玄照法師、道琳法師等。著墨多少可能與義凈掌握的資料多寡有關。但無論詳略,其敘述總是按照籍貫、生平、出行路線、求法狀況的順序下來,無則缺省。依此看來,該書似乎是一部"行狀"的集合。據清人吳曾祺的《文體芻言》解,"行狀,漢時隻謂之狀。自六朝以後則謂之行狀。所以述死者之行誼及其爵裡、生卒年月,為乞人撰文而作。"這種行狀多贊美之詞,或者說,有褒無貶。由此觀本書,行文上確有行狀特色。以著墨最少的兩位僧人為例。卷上的《交州木叉提婆師》全文,"木叉提婆者,交州人也。不閑本諱。泛舶南溟,經遊諸國。到大覺寺,遍禮聖跡。於此而殞,年可二十四五矣。"另,卷上的《交州慧琰法師》全文,"惹琰法師者,交州人也。即行公之室酈。隨師到僧訶羅國,遂停彼國,莫辨存亡。"由文中標註的下劃線,很清楚地看到敘述對象的籍貫、卒歿生平、出行路線、求法狀況等。這是書中最簡單的描述,著墨較多的僧人隻是在此基礎上加瞭詳細的出行路線,求法過程及所求經卷,生平成就等。

但該書不僅僅是"行狀"的集合,它還有著自己獨特的編排手法與結構。這將在下文中詳為論述。義凈隻是通過這種看似簡單的"行狀"手法,真實而清晰地反映瞭唐初求法僧的情況。

陸路的情況中對尼婆羅(今尼泊爾)多有記載,玄會等僧人就是從尼婆羅返回唐朝,而客死旅途的。至於書中記錄的海道情況尤顯重要,由於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記》記載瞭陸路的所見所聞,法顯的《佛國記》詳於陸路而略於海路,因此義凈記述的有關南海各地的情況,就成為流傳至今的關於南海各地的最早歷史地理材料,為各國研究歷史、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視。書中有關印度的珍貴史料,其中對醫學記載頗多,如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第二十七章就講到印度傳統的醫學——"八醫",並指出"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,互有互無,事非一概"。第二十八章專講印度進藥的方法,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時常用少食的方法來治療,這頗具科學性。還有關於印度人的衛生習慣,如沐浴、食前洗手、散步等。

"觀夫自古神州之地,輕生殉法之賓,顯法師則創辟新途,奘法師乃中開王路",這是義凈對法顯、玄奘功績的評價。其實在探險、求法、翻譯,著述等諸方面,義凈正是繼法顯、玄奘之後最有貢獻的代表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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