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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鏊

王鏊

王鏊簡介:王鏊(1450—1524)明代名臣、文學傢。字濟之,號守溪,晚號拙叟,學者稱震澤先生,漢族,吳縣(今江蘇蘇州)人。十六歲時國子監諸生即傳誦其文,成化十一年進士。授編修,弘治時歷侍講學士,充講官,擢吏部右侍郎,正德初進戶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。博學有識鑒,有《姑蘇志》、《震澤集》、《震澤長語》。

其人其事

正直清廉

王鏊居官清廉,為人正直,時稱"天下窮閣老"。弘治初,王鏊升為侍講學士,擔任講官。宦官李廣引導皇帝遊玩西苑,王鏊就講周文王不敢在出遊狩獵方面縱情娛樂的故事,反復規勸皇上,情真意切,皇上被感動瞭。講完後,皇上對李廣說:"講官指的就是你們這些人啊。"壽寧侯張巒以前與王鏊有交往,等到張巒富貴以後,王鏊就再不與他來往瞭。皇太子出就封國,朝中大臣請求遴選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宮僚,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職兼任諭德。不久轉任少詹事,又被提升為吏部右侍郎。王鏊曾經向皇上陳奏邊防策略,他認為如今火篩、小王子並不值得畏懼,而本朝奸佞小人亂政,大臣將士功罪不分明,職責不專一,法令不實行,邊境空虛,這些才是最可怕的。但願皇上振奮剛健決斷的氣魄,經常召見大臣,咨詢瞭解守邊將士的勇敢或膽怯。有罪必罰,有功必賞,明確規定主將的職權。優待體恤邊境戰事中死亡者的傢屬,招募邊境上驍勇的人。分配兵力,多方出擊,出奇制勝,敵人必定不敢長驅直人。皇上聽從瞭他的建議。正德元年四月,擔任左侍郎,與韓文等大臣請求誅殺劉瑾等"八黨"。不久劉瑾卻掌管司禮,大學士劉健、謝遷相繼離職,內閣隻剩下李東陽一個人。劉瑾想要推薦焦芳,但朝廷大臣們隻推薦瞭王鏊。劉瑾迫於公論,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職,兼任學士,與焦芳一同入閣。一個月後,升任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。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。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鎖,面臨殺頭之禍。王鏊對劉瑾說:"士可殺,不可辱。如今你侮辱他們,還要殺他們,我還有什麼臉面坐在這裡?"李東陽也竭力相救,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罰。劉瑾對尚書韓文懷恨在心,一心想殺害他,又想借其他事情中傷劉健、謝遷,王鏊奔前跑後,竭力相救,他們才得以幸免。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,說他修築邊境城墻浪費資金。王鏊爭辯說:"一清為國傢修築邊防,怎麼能把功臣當成罪人?"劉瑾憎恨劉大夏,把他抓到京城,想要判他"激變"罪名處死他。王鏊又爭辯說:"岑猛隻是遷移延時沒有行動而已,沒有叛變怎麼叫做激變?"當時中外大權全都歸於劉瑾,王鏊起初與他開誠佈公地談,他有時還會聽取意見。然而焦芳一味隨和,沒有主見,劉瑾專權蠻橫日益厲害,災禍殃及縉紳。王鏊無法挽救局面,竭力要求離職。正德四年,上瞭三次奏疏,皇上準許瞭他的請求。在傢居住十四年,朝廷大臣交相舉薦,他始終沒有再入朝。王鏊堅持正義不阿諛逢迎,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。這實在是明曉去就的分寸,作為一個清正的大臣,怎麼能以隨和應付、曲意周旋的態度去逢迎取悅呢?

仗義執言

明武宗是個喜歡逸樂的皇帝,不問政事,信任他當太子時早夕侍奉他的太監劉瑾等八名太監(人稱"八虎"),朝政黑暗。劉健、謝遷等本想除去"八虎",結果反而自遭失敗,相繼去位。於是,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,一個月後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,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銜。正德三年(1508年),以太子太傅、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。王鏊,在劉瑾迫害朝廷官員時,他多次挺身而出,采用各種辦法,堅持與宦官勢力作鬥爭,據理力言,竭盡全力地營救、保護瞭一批正派官員。一、正德四年(1509年)時,劉瑾專權亂政,打擊迫害帶頭上疏論劾"八虎"罪惡的戶部尚書韓文。不僅將韓文罷官,又創"罰米法",令韓文輸米千石至大同,置韓文於死地。王鏊據理抗爭,韓文終於得免。二、尚寶卿崔璿、郎中張瑋、副使姚祥等3人無辜遭誣陷,都在途中乘轎被逮,枷於東西長安街,毒刑敲打幾死。王鏊不顧個人安危,尋著劉瑾當面斥責道:"士可殺,不可辱。現在他們不僅受侮辱而且遭殺,我還有什麼臉顏居此位!"說完憤然離去。李東陽也奮力相救,崔睿等才免遭一死,遠遣戍邊。三、劉瑾攻擊三邊總制楊一清,誣陷其築邊墻是勞民傷財,逮捕下獄。王鏊據理抗爭,當面對劉瑾說:"楊一清才高望重,為國修邊,到底有什麼罪?!"李東陽亦力救,於是得以釋放。四、兵部尚書劉大夏為人正直,劉瑾對此恨之入骨,要想以兵變之罪處死。王鏊得知後挺身而出,為之鳴冤,劉大夏得以幸免。正德初年,劉瑾根基未穩,見王鏊開誠建言,有時還是聽從其言。因此,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響,保護瞭一批正派官員。但是,後來由於焦芳一味奉迎,劉瑾氣焰日益囂張,流毒縉紳,王鏊孤軍奮戰,獨木難支,難以挽回局勢,於是憤然請求告老回鄉。正德四年(1509年),王鏊接連3次上疏辭職。劉瑾對王鏊既恨又怕,於是慫恿皇帝準其去位;五月,王鏊以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還鄉。此後,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薦舉,王鏊終不肯再復出。《吳郡五百名賢傳贊》稱他是:"籌邊計熟,立朝行危,急流勇退,弗事委蛇。"王鏊致仕回鄉至逝世共14年,人在朝野,但他關心朝政,關註民生,心系百姓,人稱"山中宰相"。

君子之澤

說到"",讀書人自然會想到下一句"五世而斬",是的,蔭庇後世甚至福澤綿長,幾乎讓每一個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願而又力有不逮。所以孟子可以說是一語成讖。但孟子也說過:小人之澤,五世而斬。社會動蕩,朝代更迭,戰亂頻仍。所謂"一朝天子一朝臣",所謂"玉環飛燕皆塵土"。放在現在的語境裡,就是:沒有一個人可以永無休止的克隆自己。但是蘇州近郊的陸巷古村,卻給我們提供瞭一個不盡相同的佐證。陸巷古村位於東洞庭山(東山)的後山--嵩峰山麓。這是一個位於太湖之濱的小小村落:一說是東吳大將陸遜的埋骨之地,一說是南宋文武傢眷避亂之所。讓陸巷古村名聞遐邇的是在明代,村裡出瞭個戶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王鏊。成化年間,王鏊鄉試、會試皆為第一,殿試時,被正考官借故"抑之置第三"。解元、會元、探花,一個農傢子弟就這樣走出江湖之遠,走向風雲變幻的廟堂之高,一個傢族甚至一個村落的命運就這樣被完全改變。王鏊走上仕途之後,官至武英殿大學士,為一品宰相。之後,古村名人輩出,僅王氏傢族就有王禹聲、王世琛、王芑孫、王頌蔚等聞名於世。這不足百戶的小小山村屢屢大興土木,平整土地,挖溝修道,架梁造宅。現今古村內尚保存有惠和堂、粹和堂、遂高堂、會老堂等明清建築二十多處,如果耐心,還可以查到東山王傢榜上有名的歷代貢士、歷代名人和學者教授56人之多。如果把中國傳統官僚集權社會的社會精英,分為地主、士紳與官僚這三個階層,那麼這三個階層的相對頻繁的角色轉換,絕大部分要靠科舉制度來完成。比如,地主與庶民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,取得秀才、舉人這樣的士紳的身份,士紳則又可以進一步通過更高層次的科舉考試而成為官僚政治精英。而官僚精英則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影響,通過所授予的職份田或者通過購置田產,進而在經濟上成為士紳地主。在傳統中國社會裡,由於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襲的,一個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後,在約定俗成的財產繼承方式的制約下,他的田產又在數個兒子中均分,這樣,其後人則很容易在二、三代以後又下降為平民。而平民又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,從而再次進入地主、士紳與官僚之間的角色轉換或者循環過程。行書七律詩軸這不能不讓人們想到科舉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——事實上,科舉制度猶如樞紐,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大主要階層之間,形成周而復始的循環與對流。王氏後人一次次通過科舉完成由地主到士紳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轉換。在東山王傢,被他們一代接一代的續寫,有聲有色而又輝煌無比。值得思考的是,仕與隱一直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永恒的兩難抉擇;所謂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。王鏊之弟王銓,也是舉人,曾被推薦去杭州府做官,但他不願為官,拒不上任。在京任職的王鏊曾修書贊揚其弟,稱自己"輸與伊人一著高"。當王鏊帶著成功者的光環從太湖深處一路走出,他肩負的,已經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起落,他還必須承擔光大王氏門楣的責任。然而伴君如伴虎,高處不勝寒。王鏊入朝歷經憲、孝、武三朝,可謂位極人臣。但延至明武宗,不僅皇上昏庸,而且朝中還有宦官劉瑾為首的一幹人興雲播雨——奸臣當道,大勢難挽,國不能救,王鏊於是憤而辭職,據說他在告老還鄉時,因順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養養金魚,就被劉瑾趁機誣陷,說小小太湖連三洲(蘇州、常州、湖州),團團圍困八百裡,王鏊湖中養魚是假,屯兵謀反是真,差點讓王鏊人頭落地。王鏊致仕回鄉後,修宅買田,蟄居東山,做起瞭隱士:或潛心學問,撰寫方志,或泛舟太湖,賦詩題銘。惠和堂落成後,他在《洞庭新居落成》一詩中這樣寫到:"歸來築室洞庭原,十二峰巒正繞門。"為瞭表明他與官場的清濁之分,王鏊還築有別墅招隱園--事實上,王鏊在京為官時,就曾築有小適園,似乎要給自己在官場風雲中留一塊小憩之地,現在他心願得償,可以將自己宅後花園取名為"真適園"瞭。園內遍植梅花,疏影橫斜,幽香陣陣,與他的胞弟、著名隱士王銓幽雅古樸、小巧別致的"遂高堂"互為呼應,成為獨立於高墻深宅之外的養心怡性之所。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們就此隱居下去,那麼,洞庭東山王傢就會很快式微,淪落鄉間。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科舉制度的遊戲規則,也不符合詩禮傳傢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。畢竟,科舉制度已經營多年,士人長期浸淫於儒傢經典之中,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儒傢文化作為立身行事的唯一標準瞭:修身是為瞭齊傢,齊傢是為瞭治國,治國是為瞭平天下。王鏊信札因為"科舉文化"這種不需要原創性,隻需要背誦經典條文的求同思維,豐富的歷史文化也就被簡單地解讀為"十六字心傳,五百年道統,聖人之學不外乎是"的僵化教條,所以後人常常批評科舉制度,說它是導致社會文化價值的高度一統化,又導致社會文化缺乏活力與生氣的罪魁禍首。但人們必須承認,科舉制度的確是中國社會內部的稀缺資源(財富、地位、權力與名望等等)的一次相對公平的再分配。而且這是一個強大的足以使整個社會獲取文化知識的利益激勵機制。雖然三年大比,金榜題名者畢竟是少數,但《范進中舉》一類的故事又告訴我們,沒有年齡限制的科舉考試,給每一個失敗者都保留瞭下一次勝利的希望。比如王鏊,被妒忌者抑為探花,始終是一件不愉快的事,也是東山王傢壓在心頭永遠的痛。但這種陰霾很快因為其後人考中狀元而一掃而空:傳說王氏先族為瞭尋求一塊真正的"佳穴",不惜化巨資購買化龍池畔有數畝之廣的號稱"吉壤"的土地,讓子孫後輩死後,依次排列葬此墓地,以期取得正穴。至明正統末年,墓地上各壟葬次一丘一丘,相聯如貫珠,後人稱之為"念珠墳"。王鏊死後,又有堪輿傢指出:"可惜鳳凰旗不正(指墳對面的山),隻能出個探花郎。"王傢急忙請求彌補,得到堪輿傢的指點,在墳前建饗亭以合正方向。若幹年後,王鏊八世孫的王世琛終於中瞭狀元,而王傢後輩再一次步入瞭官僚精英的序列。當然人們不能認為這是"風水"之說的應驗,但王氏一族為瞭進入社會上層,也的確是挖空瞭心思。事實上,真正延續東山王傢""的,可能還是那句大白話:書包翻身,知識改變命運。

鐘情山水

王鏊對宜興的風景名勝饒有興趣,尤其對善卷靈跡推崇備至,曾為善卷洞賦詩、撰序,著《善卷洞》、《善權寺古今錄序》。王鏊同宜興人亦交往甚密,感情十分融洽。明成化八年進士(傳臚)邵賢,自山東提學副憲告老還鄉後,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瞭"東邱娛晚堂",作為宴飲和欣賞良辰美景諸老聚會的地方。多位老人或登邱、或吊古、或棋奕、或垂釣、或吟詠,各得其所,百無禁忌。正德三年,王鏊來宜,在此會見瞭宜興掛冠而老者12人。他們是:前九江推官萬盛,黃州府經何釗,平樂知府李廷芝,湖廣佈政司參議翁信封,翰林學士吳經,工部侍郎沈暉,宜春知縣楊琛,通政王玉,福建佈政司李雲,山東按察司副使邵賢,歸州知州胡璉,撫州知府胡孝。王鏊興致勃勃地撰寫瞭《東丘娛晚記》碑文。該碑現保存在周王廟內。

記念建築

蘇州王鏊祠

王鏊祠原名王文恪公祠,位於景德路274號,1995年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。祠堂為其子中書舍人王延哲於嘉靖十一年(1532年)奏建,其地本景德寺廢基。歷經清康熙、乾隆、嘉慶、同治、光緒年間多次修繕。建築坐北朝南,分頭門、過廳、享堂三進,彼此以庭院過渡,兩側連以廊廡,占地約1000平方米。頭門面闊五間,進深五界,硬山頂,明間立砷石,設抱框,置金剛腿,做斷砌門,額枋挑門簪一對。過廳面闊五間,進深七界,硬山頂,明間前後設長窗,次間及稍間砌半墻,置短窗。礎石均為青石素覆盆式,明間和次間廊柱、金柱、脊柱皆承以木。享堂面闊三間15.02米,進深11界13.84米,高7.66米,硬山造。前設軒廊,簷枋下飾掛落,次間和梢間簷柱間安欄桿,廊東西兩端粉墻辟磚細貢式門洞。前廊柱間裝落地長窗,明間八扇,次間各六扇。各柱均承以覆盆式連磉青石礎,明間金柱又於礎上加置合盆式石。石礎雕飾不統一,有纏枝花卉、蓮荷嬰戲、萱草雙鶴、牡丹蓮荷嬰戲等,雕飾工細。梁架扁作。廊枋上置鬥三升隔架科承。脊桁坐鬥,綴山霧雲,飾抱梁雲,雕刻精細。後簷柱間,明間設長窗八扇,次間砌半墻,各置短窗六扇。王鏊祠是保存較完整的一座祠堂建築,頭門雖已改為清式,過廳和享堂仍為明代遺構。1980年曾全面整修,現為蘇繡藝術博物館址。

王鏊故居

"惠和堂"位於蘇州東山鎮陸巷村,現存的"惠和堂"是一處明基清體大型群體廳堂建築,其占地面積約為五千平方米,共有廳、堂、樓、庫、房等一百零四間,建築面積約二千多平方米。其軒廊制作精細,用料粗壯,大部分為楠木制成;瓦、磚、梁、柱也均有與主人宰相身份相對應的雕繪圖案。"怡老園"位於蘇州市學士街內。

傢庭情況

主要成就

政治

籌邊計熟王鏊面對明自正統以來的邊患頻繁、國勢漸弱的現實,呈《上邊議八事》,提出自己的治邊八策(定廟算、重主將、嚴法令、恤邊民、廣召募、用間、分兵、出奇),而多被采納。對武宗的"嬖幸亂政,功罪不明,委任不專,法令不行,邊圉空虛"深感憂慮,並希望武宗"大奮幹剛"。

對抗權宦面對武宗寵幸宦官、荒淫冶遊,特別是劉瑾等"八虎"的倒行逆施,王鏊與韓文等敢於發奸。但這件事終因"八虎"向武宗"乞命"而發生逆轉,結果是劉瑾掌司禮監,大學士劉健、謝遷被迫致仕,劉、謝、韓等五十三人還被誣結黨,後韓文被逮下錦衣獄,劉、謝被削籍,其後又奪誥敕。而在這場鬥爭中,王鏊卻入閣,雖然正德四年四月,他又不得不致仕,卻得到瞭善終。嘉靖初,他在《謝存問疏》中曾說:"適值逆瑾盜政,播弄威福,臣力既不能沮抑,性又不善詭,隨不得已乞身而退。"他在《我生》一詩中寫道:"委順齊寵辱,冥懷無醜好。得之亦不驚,失之曾不懊。"由此可見,王鏊立朝,有執政才能,不乏正義感,但明哲自守的處世哲學依然很明顯。

深睹民苦王鏊歸鄉後,目睹吳中重賦之苦,作《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》,精辟剖析瞭吳中重賦之形成、發展、現狀及對策,成為不朽的名作,為學者研究明代吳中重賦的權威依據。

文學

一變文風王鏊博學善於識別人才,文章雅正,言談議論明晰流暢。晚年著《性善論》一篇,王守仁看後說:"王公的文章達到精深的境界,世上的人也很難達到。"他在弘治、正德時期,以高第探花、臺閣重臣的身份,對臺閣、鄉邦文學都產生瞭重要影響,成為弘治、正德間,文體變革的先行者和楷模。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學觀和尚經術、去險詭的取士傾向,影響瞭一代文風。他承接瞭吳寬的老一批吳中交遊圈,又發展瞭新一批吳中及淮左文人,交遊較密切的如文徵明(文壁)、唐寅、都穆、蔡羽、邵寶、楊一清、靳貴及"婁東三鳳"等。繼吳寬之後,他對吳中詩派,尤其是其中堅力量如"吳中四才子"等,產生瞭更為直接的影響。

文章大傢王鏊著作《震澤長語》 王鏊的文學觀點是復古的,但他顯得比較開通一些。一是在復古范圍上,他不專於唐,亦不專以宋,而是比較辯證地看待前代詩歌:"予嘗評古今詩,唐以格高,宋以學勝,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間,其實似宋,其韻似唐,而世變之,高下則不可強也。"二是在復古方法上,他主張"師其意,不師其詞"、"為文必師古,使人讀之不知所師,善師古者也……所謂師其意,不師其詞,此最為文之妙訣。"他崇尚韓愈、王安石的文章,認為韓文"變化不可端倪",皇甫湜得其奇,李翱與張籍得其正,而李翱又兼得其態,"合三子一之"才是完整的。因此,王鏊又強調,如要師其意,就需要博學,需要精思,需要領悟。朱彝尊說王鏊"以經義重,詩非所長。"今觀其集,古體詩中傑作不多,惟歌行體中偶有力作。但王鏊寫得最好的是七言近體。王鏊集中還有一組集中寫武宗荒淫逸遊的《十三絕句》,溫雅之中深含諷刺,十分難得,朱彝尊極為欣賞,稱其"甚得諷諫之體。"王鏊"時文工而古文亦工",為一代文章大傢。他黜浮崇古,湛深經術,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、淵深博贍,頗有唐宋遺風。其"墓志銘"類文章,寫人紀事,重視節操,聯系時運,舂容有度,不華不飾,質樸典重,也有相當的文學價值。如為顧佐、倪嶽、趙寬、沈周等人寫的墓志銘等。見於他的"雜傳"中的一些經學、史學類的文章,則更顯示出他的湛深學識和純雅而明暢的文風。

個人作品王鏊著有《震澤編》、《震澤集》、《震澤長語》、《震澤紀聞》、《姑蘇志》等。《皇明經世文編》輯有《王文恪公文集》。王鏊還曾參與編修《明憲宗實錄》、《明孝宗實錄》,任《孝宗實錄》副總裁。並與徐溥等共修《大明會典》,任副總裁。其所撰《姑蘇志》共六十卷,分沿革、疆域、山水、風俗、戶口、城池、寺觀、古跡、紀事、雜事等,共三十一門。該志采用綱目體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評該志"繁簡得中,考核精當"。

書法

王鏊有書名,清勁爽健,結字縱長嚴謹,得峭拔風神。不足處似清健有餘,沉穩不足,筆畫略見幹澀,此或與硬毫書有關耳。

藏書王鏊傢居共14年,"不治生產,惟看書著作為娛,旁無所好,興致古澹,有悠然物外之趣"。築"顏樂堂"、"宜晚軒",富藏書。與吳寬、唐寅、文徵明等藏書傢互相唱和。曾自稱:傢世藏書,分散於數處,以防散佚、水火之虞。清人薑紹書論他為明一代藏書傢之一。藏書印有"濟之"、"禦題文學侍從"、"渭北春天樹,江東日暮雲,何時一樽酒,重與細論文"、"王濟之圖書"、"大學士章"、"三槐之裔大宗伯章"、"震澤世傢"等。刊刻圖書有《孫可之集》、《古尚方》等。

人物生平

早有才名

王鏊於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(1450年9月22日)在洞庭東山震澤鄉胥母界陸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舊第出生,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縣。王鏊自幼隨父讀書,聰穎異常,八歲能讀經史,十二歲能作詩,十六歲時隨父北上入京師,習業於國子監,寫得一手好文章,其文一出,國子監諸生就爭相傳頌,侍郎葉盛、提學禦史陳選感到驚奇,稱他為"天下士"。

成化十年(1474年),王鏊在鄉試中取得第一名"解元"。

成化十一年(1475年),在禮部會試又取得第一名"會元",殿試一甲第三名,被授為翰林編修,一時盛名天下。

成化十四年(1478年),進階文林郎。八月,上疏乞假還鄉。抵傢三月後,母葉孺人逝世,王鏊便守制居傢。

成化十六年(1480年),王鏊仍守制在傢,閉門讀書,遠避權貴。

成化十八年(1482年),王鏊還朝,復職翰林編修。

規勸孝宗

弘治四年(1491年)八月,《明憲宗實錄》修成,升任右春坊、右諭德、侍講經筵官。當時孝宗寵信宦官李廣,整日在李廣陪伴下遊玩。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復勸諫,終使孝宗感動。日講完後,孝宗對李廣說:"講官指的是你們。"在選擇太子僚屬時,孝宗命他以原職兼任太子諭德,不久轉少詹事,因吏部尚書韓文薦,擢為吏部右侍郎。

弘治七年(1494年),進階奉直大夫、右春坊、右諭德。

弘治八年(1495年)三月,改侍讀學士,充日講官。

弘治十年(1497年)三月,孝宗敕令修《大明會典》,由大學士徐溥任總裁,王鏊任副總裁。

弘治十三年(1500年),進吏部右侍郎,仍兼日講官。

弘治十六年(1503年),王鏊父王琬去世,王鏊返鄉奔喪。

弘治十七年(1504年),撰《震澤集》成,同年八月,重修《姑蘇志》成。

匡補時局

正德元年(1506年)四月,王鏊被起用為吏部左侍郎,參與編修《明孝宗實錄》,任副總裁。當時明武宗"好逸樂",不問政事,太監劉瑾專權,吏治大壞。王鏊與吏部尚書韓文等人要求武宗誅劉瑾等"八虎",但失敗未成。不久,劉瑾入司禮監,大學士劉健、謝遷相繼離去,內閣隻有李東陽一人。劉瑾想引焦芳入閣,但廷議隻推薦王鏊。劉瑾迫於公論,命王鏊以原職兼學士,與焦芳一同入閣。一月後,升任戶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、國史總裁、同知經筵事。十二月,明景帝汪皇後去世,朝廷對以什麼規格舉行喪禮拿不定主意。王鏊說:"皇妃並非因罪被廢,應恢復原封號,按妃的規格安葬,按皇後的規格祭祀。"武宗便下令停朝,按皇後規格祭祀。

正德二年(1507年)八月,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、武英殿大學士,仍任戶部尚書。 正德四年(1509年),明憲宗廢後吳氏(吳廢後)去世,劉瑾要按普通宮女的制度把她的遺體焚燒、草草安埋。王鏊認為不可,最終才得以妃禮下葬。當時,尚寶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點死去,王鏊對劉瑾說:"士可殺,不可辱。現在對崔璇侮辱並且又要殺之,我還有何臉面留在內閣。"李東陽也極力相救,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邊。劉瑾恨已致仕的韓文,一心要置他於死地,又想借故中傷劉健、謝遷,王鏊與李東陽前後都極力相救,使劉瑾陰謀未得逞。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,稱他築邊墻浪費軍需。王鏊爭辯道:"楊一清為國修邊,豈能以功為罪?"劉瑾對兵部尚書劉大夏發怒,將他逮至京城,要以激變罪名判其死刑。王鏊爭辯說:"岑猛不過是拖延沒去罷瞭,未叛變怎能說為激變?"

急流勇退

當時劉瑾權傾朝內外,王鏊起初開誠佈公的勸諫劉瑾,劉瑾有時接納。而焦芳專於阿諛奉承,劉瑾更為專橫,士大夫深受其害。王鏊無法挽救,就力求辭官返鄉。正德四年(1509年)五月,他三次上疏請辭,才被批準。武宗賜他璽書、馬車,有關部門按舊例供應糧食、奴仆。王鏊傢居十六年,廷臣交相薦舉,終不肯復出。

壽福康寧

正德五年(1510年),《明孝宗實錄》修成,王鏊因曾參與編修,獲賜白金五十兩。

正德八年(1513年),王鏊撰成《震澤紀聞》。

正德十年(1515年),王鏊撰成《震澤長語》。

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王鏊撰成《震澤文集》。

正德十六年(1521年)四月,王鏊與門下士祝允明等八人於怡老園之池亭飲宴,並賦詩唱和。

嘉靖元年(1522年),明世宗朱厚熜即位,派行人柯維熊慰問王鏊,並賜羊酒以示優眷。王鏊上疏致謝,並奏獻《講學篇》和《親政篇》,世宗優詔回報,特蔭其一子為中書舍人。

嘉靖三年(1524年),世宗又命有關部門慰問王鏊。同年三月十一日(4月14日),王鏊於傢中逝世,享年七十五歲。世宗聞訊後,輟朝一日,賜麻佈五十匹,賻米五十石,諭令祭九壇,詔命工部派人前往辦喪。追贈太傅,謚號文恪。

嘉靖四年(1525年)正月初一,葬於洞庭東山梁傢山之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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