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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伯渠 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之一

林伯渠 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之一

中文名:林伯渠

別名:林祖涵

國籍:中國

民族:漢族

出生地:中國湖南

出生日期:1886年3月20日(丙戌年)

逝世日期:1960年5月29日

職業:無產階級革命傢教育傢

畢業院校:莫斯科中山大學

信仰:共產主義

1886年出生於湖南安福(今臨澧縣)修梅鎮涼水井村一個普通的鄉村傢庭。

1902年入湖南西路師范學堂。

1904年春,經選拔考試,被師范學校選送留學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公費留學。

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革命者同盟會。

1905年11月,日本文部省頒佈《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》,他在極為憤慨之下,毅然回國。

1906年春天回國後,在長沙振楚學堂教學並在西路公學任職約1年。

1907年被派往東三省聯絡綠林,從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動,黃花崗起義失敗後,才回湘參加反袁獨立活動,後被袁世凱通緝,於1913年5月逃亡日本,並加入到孫中山重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,受命回國後,曾任湖南省署秘書兼總務科長、政務廳長等職。

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,林伯渠參加瞭護法之役,擔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參議。

1920年,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。

1921年1月,經李大釗、陳獨秀介紹,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,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,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整個活動中發揮瞭重要作用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、農民部長和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長。在發動和領導農運工作時,他認真執行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,吸收中央從事農運和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見解的同志參加,盡力爭取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與合作,把國共兩黨對農運的領導有機的統一起來,為推動當時農運的發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勛。

1926年3月20日,蔣介石制造“中山艦事件”後,出

林伯渠珍貴照片集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。

1927年7月15日,寧漢合流後,他參加“八·一”南昌起義,起義失敗後,受黨中央派遣,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。

1932年冬,林伯渠由海參崴學成回國。翌年三月,進入江西中央蘇區,出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,後任財政部長調任沒委會主任及總供給部長。這期間,他註重發展農業生產,廣泛開展節約儲糧,保障瞭紅軍和蘇區人民的供給。為解決蘇區的財政困難,他一面成立沒收征收局,向地富籌款借款;一面適當增發紙幣,幫助各機關建立健全財政制度,開展節約運動,基本保證瞭革命戰爭的財政需要。

在參加長征到達陜北後,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,繼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,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,他領導邊區軍民,積極貫徹中央的十大政策,建立三三制政權,實行精兵簡政,領導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,進行經濟文化建設,把邊區建設成為模范抗日根據地。

1937年8月,中共中央召開瞭洛川會議,派他常駐西安,任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黨代表。他利用自己社會聯系廣、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,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,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重大貢獻。

1944年9月,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、召開各黨派會議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,得到民主黨派、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由此朝著明確的政治目標發展,出現瞭新的高漲。

1945年4月,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,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。

1948年冬,12月12日,他告別延安,抵達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。

1949年9月21日至30日,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,並作新政協籌備工作報告,並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。為籌備新政協,建立新中國,他雖是63歲高齡,仍不辭勞苦,有時竟連續工作達20小時,為勉勵自己,他在日記上寫下瞭“為人民服務,為世界工作”十個大字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,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,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,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。他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劉少奇、朱德等黨和國傢領導人在一起,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各項偉大鬥爭,在有關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。

“十一”以後,他同各方面進行廣泛接觸,商談、討論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的人事安排,從速組成政府各機關,推行各項政府工作。同時,他對各地方政權建設也費出很大心血,為加強正副主席、各個委員、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聯系,傳達貫徹各項指示決定,他批閱大量文件,籌備與組織各種會議,做出瞭卓越貢獻,在團結愛國民主人士,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方面也做瞭不少工作。

1954年9月,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,他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。翌年5~6月,他率先到湖南視察,先後下到益陽、常德、臨澧等縣許多單位,找基層幹部交談,瞭解到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,取得發言權。他這種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,及在調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,有力地推動瞭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。

1956年9月,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,他繼續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。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,他先後去廣東、杭州、上海、南京、內蒙

、山西、遼寧、寧夏、湖北、廣西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地視察。

在1959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,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。

這期間,他以古稀之年,不辭勞苦,辛勤工作,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,嘔心瀝血,鞠躬盡瘁。

1959年7月參加廬山會議時,在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中,記有“我們的不足”是“既忽視客觀規律又未能綜合(平衡)”,其不足之處,一部分是發展中的困難,是不可免的;一部分是我們的錯誤造成的,如“刮共產風”、“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”,這是“脫離群眾的”。7月13日寫成《廬山即景》一詩,詩中寫有“規律客觀不可忽,自有群眾作結論”之句。

1959年8月,林伯渠率代表團赴蒙古國訪問。

1960年5月,他病情惡化,在大傢的勸說下,才去北京醫院治療,29日病逝於醫院,享年74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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