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伯渠 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之一

中文名：林伯渠

別名：林祖涵

國籍：中國

民族：漢族

出生地：中國湖南

出生日期：1886年3月20日（丙戌年）

逝世日期：1960年5月29日

職業：無產階級革命傢教育傢

畢業院校：莫斯科中山大學

信仰：共產主義

1886年出生於湖南安福（今臨澧縣）修梅鎮涼水井村一個普通的鄉村傢庭。

1902年入湖南西路師范學堂。

1904年春，經選拔考試，被師范學校選送留學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公費留學。

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革命者同盟會。

1905年11月，日本文部省頒佈《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》，他在極為憤慨之下，毅然回國。

1906年春天回國後，在長沙振楚學堂教學並在西路公學任職約1年。

1907年被派往東三省聯絡綠林，從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動，黃花崗起義失敗後，才回湘參加反袁獨立活動，後被袁世凱通緝，於1913年5月逃亡日本，並加入到孫中山重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，受命回國後，曾任湖南省署秘書兼總務科長、政務廳長等職。

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，林伯渠參加瞭護法之役，擔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參議。

1920年，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。

1921年1月，經李大釗、陳獨秀介紹，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，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，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整個活動中發揮瞭重要作用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、農民部長和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長。在發動和領導農運工作時，他認真執行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，吸收中央從事農運和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見解的同志參加，盡力爭取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與合作，把國共兩黨對農運的領導有機的統一起來，為推動當時農運的發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勛。

1926年3月20日，蔣介石制造“中山艦事件”後，出

林伯渠珍貴照片集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。

1927年7月15日，寧漢合流後，他參加“八·一”南昌起義，起義失敗後，受黨中央派遣，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。

1932年冬，林伯渠由海參崴學成回國。翌年三月，進入江西中央蘇區，出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，後任財政部長調任沒委會主任及總供給部長。這期間，他註重發展農業生產，廣泛開展節約儲糧，保障瞭紅軍和蘇區人民的供給。為解決蘇區的財政困難，他一面成立沒收征收局，向地富籌款借款；一面適當增發紙幣，幫助各機關建立健全財政制度，開展節約運動，基本保證瞭革命戰爭的財政需要。

在參加長征到達陜北後，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，繼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，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，他領導邊區軍民，積極貫徹中央的十大政策，建立三三制政權，實行精兵簡政，領導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，進行經濟文化建設，把邊區建設成為模范抗日根據地。

1937年8月，中共中央召開瞭洛川會議，派他常駐西安，任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黨代表。他利用自己社會聯系廣、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，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，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重大貢獻。

1944年9月，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、召開各黨派會議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，得到民主黨派、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由此朝著明確的政治目標發展，出現瞭新的高漲。

1945年4月，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，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。

1948年冬，12月12日，他告別延安，抵達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。

1949年9月21日至30日，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，並作新政協籌備工作報告，並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。為籌備新政協，建立新中國，他雖是63歲高齡，仍不辭勞苦，有時竟連續工作達20小時，為勉勵自己，他在日記上寫下瞭“為人民服務，為世界工作”十個大字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，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，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。他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劉少奇、朱德等黨和國傢領導人在一起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各項偉大鬥爭，在有關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。

“十一”以後，他同各方面進行廣泛接觸，商談、討論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的人事安排，從速組成政府各機關，推行各項政府工作。同時，他對各地方政權建設也費出很大心血，為加強正副主席、各個委員、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聯系，傳達貫徹各項指示決定，他批閱大量文件，籌備與組織各種會議，做出瞭卓越貢獻，在團結愛國民主人士，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方面也做瞭不少工作。

1954年9月，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，他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。翌年5~6月，他率先到湖南視察，先後下到益陽、常德、臨澧等縣許多單位，找基層幹部交談，瞭解到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，取得發言權。他這種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，及在調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，有力地推動瞭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。

1956年9月，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，他繼續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。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，他先後去廣東、杭州、上海、南京、內蒙

、山西、遼寧、寧夏、湖北、廣西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地視察。

在1959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，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。

這期間，他以古稀之年，不辭勞苦，辛勤工作，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，嘔心瀝血，鞠躬盡瘁。

1959年7月參加廬山會議時，在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中，記有“我們的不足”是“既忽視客觀規律又未能綜合（平衡）”，其不足之處，一部分是發展中的困難，是不可免的；一部分是我們的錯誤造成的，如“刮共產風”、“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”，這是“脫離群眾的”。7月13日寫成《廬山即景》一詩，詩中寫有“規律客觀不可忽，自有群眾作結論”之句。

1959年8月，林伯渠率代表團赴蒙古國訪問。

1960年5月，他病情惡化，在大傢的勸說下，才去北京醫院治療，29日病逝於醫院，享年74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