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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宏道

袁宏道

袁宏道簡介:袁宏道(1568~1610)明代文學傢,字中郎,又字無學,號石公,又號六休。漢族,荊州公安(今屬湖北公安)人。宏道在文學上反對“文必秦漢,詩必盛唐”的風氣,提出“獨抒性靈,不拘格套”的性靈說。與其兄袁宗道、弟袁中道並有才名,合稱“公安三袁”。

生平

白話藝術

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,袁宏道曾自敘以《打棗竿》等民歌時調為詩,使他"詩眼大開,詩腸大闊,詩集大饒",認為當時閭裡婦孺所唱的《擘破玉》《打棗竿》之類,是"無聞無識真人所作,故多真聲",又贊揚《水滸傳》比《史記》更為奇變,相形之下便覺得"六經非至文,馬遷失組練"(《聽朱生說水滸傳》)。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系的,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。

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,"一掃王、李雲霧"(《公安縣志·袁中郎傳》),遊記、尺牘、小品也很有特色,或秀逸清新,或活潑詼諧,自成一傢。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,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,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,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。其仿效者則"沖口而出,不復檢點","為俚語,為纖巧,為莽蕩",以至"狂瞽交扇,鄙俚大行"(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)。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,是為公允之論。

與《瓶史》

《瓶史》一書,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寫成的,時年32歲。 袁宏道為什麼要寫這本書?在《瓶史引》中,他寫道:"夫幽人韻士,屏絕聲色,其嗜好不得不鐘於山水花竹。"他還說,高人隱士們住深山,濯清泉,與世無爭,並以把世間一切讓人為樂。他們的生活恬淡、安逸,絕無大禍臨頭之恐。這正是我生平極為羨慕的事。但是,袁宏道說:由於"為卑官所絆",身不由己,於是,"僅有栽花蒔竹可以自樂"瞭。

在談到自己喜歡插花的理由時。袁宏道說:由於"邸居湫隘,遷徒無常,不得已乃以瓶貯花,隨時插換",況且,京城裡種植有各種名花,取之方便,於是就成瞭"餘案頭物"瞭。袁宏道認為,這樣做,省卻扦插、澆水之勞苦,而插於瓶中之花又有極高的觀賞價值,也算"一大快事"。

袁宏道的朋友在談到袁宏道時曾說:他"好修治小室,排當極有方略。此雖小道,實藝術之一種,有學問在焉"。由此可見袁宏道不僅是一個極其熱愛生活的人,而且也是一個頗具藝術眼光的人。

在長期的插花實踐中,袁宏道總結出瞭一整套的寶貴經驗,如他自己所說,寫《瓶史》的目的,就是為瞭"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。"

《瓶史》問世後,對我國後人影響之大自不必說,東鄰日本也在文化五年(1808年)出過一本《瓶史國字解》,書中附有插花圖譜280餘幅。此書的序言說:"前者黎雲齋者,據石公《瓶史》建插花法,自稱宏道流,大行於世。"由此可見,此書對日本花道藝術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。 袁宏道是個很有情趣的人,專門寫瞭《瓶史》一書,討論插花藝術。此書在中國流傳不廣,在日本評價很高,亦是"袁派"插花的由來。

文學主張

概述

明代文學流派。代表人物為袁宗道(1560—1600)、袁宏道(1568—1610)、袁中道(1570—1623)三兄弟,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(今屬湖北),故世稱"公安派"。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、陶望齡、黃輝、雷思霈等人。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。明代自弘治以來,文壇即為李夢陽、何景明為首的"前七子"及王世貞、李攀龍為首的"後七子"所把持。他們倡言"文必秦漢、詩必盛唐","大歷以後書勿讀"的復古論調,影響極大,以致"天下推李、何、王、李為四大傢,無不爭效其體"(《明史·李夢陽傳》)。其間雖有歸有光等"唐宋派"作傢起而抗爭,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。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"詩何必古選?文何必先秦?"和"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"的觀點,振聾發聵,他和焦、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。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,袁宏道實為中堅,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,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瞭它的影響。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:

反對承襲,主張通變

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、食古不化傾向,他們對文壇"剽竊成風,眾口一響"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,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"不在模擬,而在無識"(《論文》)。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,"代有升降,而法不相沿,各極其變,各窮其趣"(袁宏道《敘小修詩》),"世道改變,文亦因之;今之不必摹古者,亦勢也"(袁宏道《與江進之》)。不但文學內容,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,這是因為"性情之發,無所不吐,其勢必互異而趨俚,趨於俚又變矣"(袁中道《花雪賦引》)。因此,"古何必高?今何必卑?"他們進而主張:"信腔信口,皆成律度","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!"(袁宏道《雪濤閣集序》)沖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。

獨抒性靈,不拘格套

所謂"性靈"就是作傢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,接近於李贄的"童心說"。他們認為"出自性靈者為真詩",而"性之所安,殆不可強,率性所行,是謂真人"(袁宏道《識張幼於箴銘後》),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,則不下筆。因此他們主張"真者精誠之至。不精不誠,不能動人",應當"言人之所欲言,言人之所不能言,言人之所不敢言"(雷思霈《瀟碧堂集序》),這就包含著對儒傢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。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"靈竅於心,寓於境。境有所觸,心能攝之;心欲所吐,腕能運之","以心攝境,以腕運心,則性靈無不畢達"(江盈科《敝篋集序》)。隻要"天下之慧人才士,始知心靈無涯,搜之愈出,相與各呈其奇,而互窮其變,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"(袁中道《中郎先生全集序》),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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